风行天际

未曾清贫难成人，不经打击老天真。
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
醉生梦死谁成器，阔马长枪定乾坤。
挥军千里山河在，立名扬威传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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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
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
皇览揆余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：
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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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完上篇文章后，想起一首歌来，非常经典的中国民歌：“茉莉花”。歌词如下：
好一朵茉莉花
好一朵茉莉花
满园花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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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”
上段文字出自《老子》第五十六章和《庄子》“知北游”篇。我还要加上一句，即
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，失礼而后法。”
老庄之“道”我就不妄加评论了；“德”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感觉；“仁”是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态度；“义”是维系一个小团体的准则；“法”是维持社会秩序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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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屈原《天问》，感觉核心精神就是楚文化对中原文化（和传说）的向往和由此产生的质疑。
楚文化从春秋到战国，不断和中原各国交战过程中，在思想和文化上也是逐渐融合的过程。虽然他自称“我，蛮夷也”[1][2]，但同时，楚国的先进知识分子，可以熟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[3]。在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，像屈原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才一定也会想到文化入侵之类的概念，不能使楚国人一味地迷信中原文化。
在天问中，虽然有很多对自然界的疑问，代表了科技水平落后时代人的一系列疑问。但更多的是对中原历史传说，特别是尧舜禹等明君、夏商周等朝代的一些典故提出了鲜明的质疑。这种质疑是如此的直接，充分反映了楚人的直率特征（楚王可以直接问九鼎，这是中原各国都十分隐晦的，也只有秦灭周可以与之对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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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武侯，特别是在作为蜀相北伐期间，曾写下著名的《出师表》。“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”，陆游曾经这样感叹。《出师表》和武侯的精神实质是什么，更多地是代表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（也就是“士”）的一种精神：
首先，敢作敢为，挺身而出
蜀国势小，魏国势大，我们暂且不提为何而战，但是这种勇于挑战的精神就值得学习。最近看王安石变法，难道他就不怕自己像商鞅、吴起那样成为改革的殉葬品么？“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只要心目中认定是值得去做的事情，就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。
其次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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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看唐诗宋词，觉得很多绝妙好辞；去年看汉代诗赋，特别是像“古诗十九首”，发现很多似曾相识；今年仔细读诗经，原来近三千年前就已经有这些比喻了。越发相信“无一字无出处”的说法了。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美人如花的说法已经延续了三千年，现在再这样说就是庸才了。从古至今，物质条件在发展，而精神上的审美观点是相通的，所以我看今天的诗人只能寻找一些虚无的表象，或者古代没有的事物，来构造自己的笔法。说实话，我很同情他们。
所以说，在文史领域感叹“今不如古”还是有意义的，有道理的。

一般的说法，中国有六大古都，他们曾经建都的历史如下：

西安：
西周、秦、西汉、新莽、东汉、西晋、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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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名号六十余

翻开古都南京的履历表，其名号之多，让人眼花缭乱：时而扬州、蒋州、升州，时而金陵、秣陵、建业，时而建邺、建康、丹阳，时而江宁、白下、石城…一个城市有的名号（简称、美称和雅号）多达60余个，这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是罕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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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较早的唐诗中，惯例是个基本的问题，它在暗中引导着创作。一首诗是艺术材料共同体中或多或少带有个性特点的作品。惯例的生成力量十分巨大，以至在小诗人那里，诗歌实际上是“自动生成”。对于王维一类大诗人，惯例是诗人刻意用来产生个性的“语言”，诗人可以使用惯例，也可以避免它，或把它改造成某种个人的东西，但诗歌惯例始终是赋予所有变体意义的重要标准。甚至极端个性化的诗人李白，也是通过嘲笑惯例，通过要求否定某些事物的对抗态度，才获得独立。
杜甫也从惯例中解放了出来，但却是一种不同的、较深刻的变化。… 杜甫对于较早文学的掌握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诗人，但他真正地“运用”了传统，充分体现了运用一词的控制和掌握的涵义，传统文学和惯例极少支配他的创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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